李继凯：论《山海情》对延安文艺精神的承传与创新
摘 要：《山海情》是一部以“脱贫”为主题的电视剧，热播后引起广泛热议。人们多关注的是该剧与现实生活乃至政治经济方面的关联，却容易忽视该剧在文艺发展历史上的承传与创新。尤其是该剧对“初心”和“民心”的彰显，恰是延安文艺精神“人民性”的具体体现；劳动叙事、创业范式、集体创作、艰苦奋斗及南泥湾精神等也都内蕴其中。在这些积极而又内敛的承传基础上的艺术创新更能彰显其重构、磨合、创化的时代特征和艺术魅力。“大现代”视域中的乡土中国故事中有两个激动人心的宏大主题，一个是“翻身解放”，一个是“普遍脱贫”。承传着“翻身解放”而来的“普遍脱贫”无疑是一场关乎人民幸福、国家兴衰的伟大“革命”，生动地显示了中国故事本身的独特性和深刻性。该剧展示了中国人民艰难创业、奋斗不已的现代化进程，其感人叙事或镜像中的新题材、新主题、新人物等，都可圈可点，少有概念化痕迹，总体看是一部具有历史、现实及审美意义的新时代“创业史”。
关键词：《山海情》；延安文艺；人民性；承传与创新
2020年是人类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世界大变局不断上演着复杂的剧情，令人目不暇接也感慨不已。这也影响到“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大陆，甚至在影视剧领域也发生了奇异的变化：原本注重消费主义的市场化、休闲化的影视剧潮流开始衰歇，一批具有家国情怀、使命意识、创业精神和人民性的优秀影视剧涌现了出来。曾经沉寂多年的西部影视剧又“火”了起来，再次形成了“西北风”劲吹的文艺生态。其中，电视剧《山海情》就是极有代表性的一部优秀作品，形成了引人关注的“山海情现象”。人们热议该剧时也显示了多方面的思考，但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就是该剧内蕴的人民性及其文艺精神与延安文艺传统的关联。也就是说，面对这部体量不大、影响却很大的作品，我们不仅要关注和讨论该剧与现实生活乃至政治经济方面的关联，也要关注和讨论该剧在文艺发展历史上的承传与创新，尤其是对延安文艺传统、延安文艺精神的承传与创新。《山海情》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宣传成果”，而是质量上乘的艺术杰作，必将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影视剧的史册。
延安是革命文艺、红色文化的摇篮，在抗日战争烽火硝烟的岁月里，延安文艺掀开了中国文艺事业的新篇章，一大批革命文艺家汇集在延安并创作于延安各地。他们也奔赴抗日前线，深入人民生活，创造了众多表现人民、讴歌人民、鼓舞人民的红色经典。延安文艺谱写了永恒华章，延安文艺家和延安文艺精神给我们带来了“为人民而创作”的魂魄和具有“中国风格”的“雅俗共赏、喜闻乐见”的气象。进入新时代，我们更要不忘初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继续传承和弘扬延安文艺精神，为中国文艺的繁荣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历史地看待问题就会发现，“不忘初心”和“文化自信”都是其来有自的，延安精神（包括延安文艺精神）的形成及其影响也有迹可循。经过近代以来外国列强的侵扰和刺激，中华优秀儿女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救国济民、振兴中华的“初心”以及建构中华现代文化的“自信”有了更为自觉的追求。由此，“为人民服务”与“大现代文化建设”获得了内在的统一和内发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这样的历史文化发展现象，即自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是促进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接受和创化外来先进文化（包括思想文化和科技文化等）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及至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与文化进一步发展和转型，同时“东学西渐”也成了重建文化自信的重要选择和必要过程。事实上，中国现代的“东学”亦即“新国学”（现代中国学）无疑包含着古今中外文化在中国现代时空中的汇聚和创化，期间经历了各种形态的文化磨合。而延安时期形成的“延安精神”“延安文化”“延安文艺”等，经过较长时期的研究与传播，业已形成了“东学”或“现代中国学”影响深远的一个重要分支，即“延安学”。其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便是延安学重要分支“延安文艺精神”的经典性的文本表达，其所昭示的人民本位的文艺观在思想界、文艺界产生了持久、广泛而又深入的影响。在其影响下的延安各类文人（包括能写诗文的延安政治家文人）创作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也是我国文化界、文艺界的宝贵精神财富。这在广受民众喜爱的电视剧《山海情》中也有相当充分的体现。《山海情》制作团队以最真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创作出了非常接地气、动魂魄的复合型电视剧。
很明显，《山海情》承传并凸显了延安文艺精神中人民本位的文艺观念，不仅创作主体层面体现出明确的为人民代言的主动性，而且剧中的党员干部和科研人员也都体现了皈依人民、服务人民的自觉性。剧中的扶贫干部们大都有一种强烈的为人民服务意识以及日渐增强的现代管理意识，这在本地干部张树成、马得福以及福建干部陈金山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也非常真实感人。这一点在其他戏份不多的党员干部身上也体现了出来，如吴月娟、杨县长、马喊水等。代理村主任马喊水用自己的通史知心的沟通方式，帮扶了马得福及村民，实实在在地促进了移民吊庄、整村搬迁等扶贫工作。还有村小学的白校长，也时刻为学生着想，忘我工作，无私奉献。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表明：共产党人尤其是作为一线公职人员共产党人的初心和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我们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要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做事，心里装着困难群众，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常去贫困地区走一走，常到贫困户家里坐一坐，常同困难群众聊一聊，多了解困难群众的期盼，多解决困难群众的问题，满怀热情为困难群众办事。”而旨在让人民群众尽快脱贫的扶贫事业，可以说就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事实上，《山海情》中的各级干部以及公职人员绝大多数都在尽心尽力地为人民服务，即使对麻县长那样有问题的干部给予了批评，恰恰也是基于人民立场的观照与揭露。延安文艺中最重要的一个主题是穷苦人民群众的翻身得解放，其奋斗目标就是“脱贫”。当年的延安共产党人为了让穷苦老百姓翻身得解放而奋斗，其艰苦卓绝举世皆闻。人民部队艰苦奋斗的故事如开垦南泥湾至今感动着人们，并有相关影视剧问世。《山海情》编剧之一王三毛曾撰文《深入到人民大众的情感中去》谈及其创作动机，据该文介绍，创作剧本团队接到创作任务后，很快从闽宁镇采访到西海固，又从西海固采访到福建莆田，深入了解了很多精彩的人物和事件、真实的生活、真实的情感；主要是了解到了贫困民众的情感历程：从想不通、不接受，到用双手创建新家园，那些曲折的过程、思想的转变、真诚的笑脸和话语，让剧作者真切体验到他们由穷变富、过上好日子的喜悦，和对党对国家的感激之情。恰是编剧们的深入生活，才获取了创作素材和灵感，在创作上真正地“脱贫”，即摆脱生活积累与时代担当的贫乏，如鱼得水，写出具有生活气息且真气逼人的剧本，为全剧的成功奠定基础。《山海情》的创作团队坚定认为：“要写出高品质的、老百姓喜欢看的电视剧，手法可以出新，题材可以百花齐放，但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深入生活，回到人民大众的情感中去。惟其如此，你的艺术生命之树才会常青。”不仅编剧依循和践行“人民本位”文艺观，该剧的导演和演员们也是如此。创作团队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终于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新时代熠熠生辉的一部优秀作品得以顺利诞生。
《山海情》讲述了一段真实的脱贫历史，一段艰苦奋斗的“创业史”，同时也在吟咏着一种跨越时空的山海情缘。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山海情》是一部新鲜出炉的新时代“史诗”。该剧基本剧情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处大西北的宁夏西海固地区仍是贫困区，这里的人民群众终于迎来了脱贫致富的历史机遇，即国家出台了精准扶贫、对口支援等扶贫政策，各种配套措施和基本条件也逐步到位。于是有了这样动人的脱贫故事——西海固的干部群众在国家扶贫政策引导下，历尽千辛万苦，将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建设成寸土寸金的“金沙滩”，终于过上了好日子。其叙事主线是“闽宁镇”的发展历程，在细说脱贫故事的同时，也讲述了一个时隐时现的友谊故事，即福建（闽）和宁夏（宁）两地人民比山高、比海深的情谊。双线交织，描绘了一幅如何创造“塞上小江南”的脱贫致富、有情有义的幸福画卷，讲好了一个情节独特、意味深长的“中国故事”。在这部剧中，演员们褪去偶像光环，以还原真实的朴素形象在“苦瘠甲天下之地”投入创作，丝丝入扣，演活了从“涌泉村”到“吊庄”的众生相，在这里观众看到了真实的人，感受到真实生活的气息。精明能干的马喊水、坚韧朴素的李水花、脚踏实地的扶贫干部马得福、献身乡村基础教育事业的教师白崇礼……他们是反贫困斗争中的鲜活个体，面对脱贫路上的艰难险阻，内心有矛盾、有挣扎，但始终涌动着奔向美好生活的渴望。笔者认为，“大现代”视域中的乡土中国故事有两个特别激动人心的宏大主题，一个是“翻身解放”，一个就是“普遍脱贫”。而《山海情》展呈与叙说的中国故事，承传着“翻身解放”而来的“普遍脱贫”，无疑是一场关乎人民幸福、国家兴衰的伟大“革命”，生动地显示了中国故事本身的独特性和深刻性。《山海情》诚然是一部现实主义佳作，它也在传达真实生活信息包括民众真情实感的同时，强烈地表达着一种革命理想和艺术理想——文艺要为人民抒怀，为时代放歌，为人民造福。由此，《山海情》获得了一种难得的“脱贫即如革命”的史诗品格，彰显了文艺为人民的艺术担当，是影视界具有历史与现实意义的新时代“创业史”。
《山海情》继承和弘扬延安文艺精神，也体现在劳动剧情与主题的展开以及“劳动者形象”的塑造上；在集体创作经验的汲取方面，也接续着延安文艺经验并进一步发扬光大。在延安时期尤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延安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成为陕甘宁文艺发展的趋势，“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成为延安文艺创作的重要内容，不仅配合了生产建设运动的宣传，更丰富了延安文艺的思想艺术内涵。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群众的现实生活，创作出大量以生产动员、劳动竞赛、互助合作、英雄模范、“二流子”改造、开荒、纺线等为题材的文艺作品，热爱劳动、辛勤劳动、崇尚劳动的文艺主题在中国文艺史上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和呈现，并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延安劳动人民对新社会新生活的向往，成为整个解放区各项工作的内在驱动力。塞克、冼星海创作的歌剧《生产大合唱》，烽火剧团创作演出的《生产小调》《赶骡马大会》等径直歌颂延安大生产运动。通过延安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讴歌劳动，成为当年延安文艺的主导取向。正如《十二把镰刀》（马健翎编剧）表达的那样，“世事好世事坏全靠劳动，靠劳动才能把世事换新。只要咱劳动人大家革命，好社会一定会快快来临。到那时世界上人人劳动，享幸福享权利大家公平”；《二媳妇纺线》（西北文艺工作团创作演出）中的张二嫂说，“纺线不只为赚钱，为的咱边区有衣穿。毛主席，号召咱，婆姨女子都纺线，自纺自织有衣穿，不怕那顽固封锁咱”。著名秧歌剧《兄妹开荒》（王大化、李波等编剧）也有崇尚劳动的宣言：“咱们生着有两只手，劳动起来就样样有，男女老少一起干，咱们的生活就改善。边区的人民吃的好来，穿也穿的暖，丰衣足食，赶走日本鬼子呀，建设新中国。”可见，延安文艺中的劳动书写被赋予了抗战救国的神圣性，也体现了劳动本身的健康美好，包括广为人知的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的壮举，都成为了延安文艺倾心讴歌的对象。由此可见，凸显劳动观念和劳动叙事在延安文艺中确实是一种非常显赫的文艺现象。
就脱贫攻坚战及相关概念而言，向贫穷宣战绝对少不了劳动，少不了各方协作与付出。而“劳动者”其实也与“人民”概念一样与时俱进，出现了“广义化”趋向，体现了新时期、新时代社会对团结奋斗的期待及对各种劳动的尊重。笔者以为，《山海情》恰是对这些奋斗者、劳动者的倾心礼赞，尊重了各方面的辛劳与付出，这也构成了该剧“全视角”的特点。该剧形象化地解读了几个关键概念：“脱贫”是整体概念，指向带有广泛性的社会运动，涉及多方面的劳动付出（大到国家、小到山村）；“扶贫”是外援概念，指向各种扶助及合作共赢，尤其是高效的对口支援和引导性劳动（“闽宁镇”即为象征）；“消贫”则是主体性概念，主要指向贫者主动振作、积极消灭贫困的各种劳作（涌泉村村民的觉醒和奋斗即为象征）。而要消灭贫困，仅仅依靠外援是不行的，需要“内因与外因”紧密结合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局面。《山海情》始终将“消贫或脱贫”作为叙事重心之一，充分显示了对人民群众的信任和依赖，尤其是细致地呈现了民众作为劳动者的辛勤劳作场景和过程。在延安文艺中，对劳动者的尊重、对劳动光荣的表彰都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主题选择，从而塑造了不少感人至深的劳动者形象。事实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主要是靠中国人自己干出来的，这个“干”包括各个方面的努力，借鉴学习、相互支援、改革开放、真抓实干等都是具体体现，其中不仅有体力劳动，更有智力劳动。而这种将劳动与理想紧密结合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显然也在《山海情》中得到了彰显。脱贫、扶贫、消贫工作都有赖于各方面的辛勤劳动，其中马得福全家、李水花夫妇、白家父女以及参与闽宁镇建设的劳动者们，通过其传统型的日常农业劳动和现代型的创业劳动（如种菇、打工、办厂、开店、教书等）改变了衣食住行都发愁的贫困现状。即使少数习惯救济、厌恶劳动、逃避搬迁的“李大有”们，也逐渐改变了陋习而投身建设新家园的劳动。该剧不仅强化了来自外部的“扶贫”力量及功效，而且强化了劳动者群体自身的“消贫”追求及实干精神。
显然，写活、演活人物是《山海情》大获成功的关键。剧中人物主要分为干部系列、村民系列和知识分子系列，各系列都有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人物故事情节或场景，能够将观众牢牢吸引，并将以“辛劳”为主要特征的人物形象嵌入观众的心底。这里有本地和外援的大公无私的扶贫干部，如马得福、张树成和陈金山；有勤勉聪慧的科学家和支教的老师，如凌一农和郭闵航；有经历坎坷、埋头苦干的年轻农民，如李水花和马得宝；也有乐于助人、助推社会发展的乡间能人，如马喊水和白校长。在《山海情》播出后，观众热议的人物较多涉及马得福、李水花、凌一农、李大有等，评价整体向好，即或有些争议，也恰能说明人们对剧中人物有较大的关注度。比如男主人公马得福毕业后返乡做扶贫工作，先期就遇上各种困难和心爱姑娘被贫穷所困而外嫁的严峻考验，结果是他能从大局出发，从长远考虑，虽然心中有疑虑和痛苦，但依然冷静理智、坚韧隐忍。这种人物来自乡间却能担当大任，村中长者和各级领导对其赞誉不已，自然也就不奇怪了。李水花虽然戏份不多，但其质朴美丽、坚忍不屈、聪慧自强的形象赢得了观众的喝彩。来自福建的凌一农教授有创新的知识和技术，更有使命感和责任心，他来到大西北，克服各种困难，带领自己的团队实施科技扶贫，他身先士卒、吃苦耐劳、慷慨奉献，探索出种蘑菇致富的脱贫路径。严格说来，李大有是一位“中间人物”，他有其复杂性，心思狭窄、自私自利、推诿甩锅且自以为聪明过人，很像延安文学代表作家赵树理笔下的“二诸葛”。但他也有心善、直率、敢说、精干的一面，尤其是不愿昧着良心为枸杞熏硫磺，显示了他作为淳朴农人的可爱可敬之处。其实，此四人之外，张书记、白校长、陈县长、马得宝、白麦苗、马得花等也都有关键“戏份”及精彩演出，将辛劳不已的广义劳动者群像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
《山海情》在艺术形式以及集体创作方式上，也承传了延安文艺的成功经验和艺术范式。客观看，近些年来在文艺界确实存在被动“宣传”、消极“应对”的跟进式、平庸化的“凑戏”现象。与此不同，《山海情》创作团队通过殚精竭虑的艰苦努力，发挥集体智慧，创作出了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艺术精品。这种艺术追求，在较大程度上可以说即得益于延安文艺的启示。众所周知，延安时期集体创作的文艺作品，经常都是带着任务、为满足迫切需求而完成的。如传扬广远的五幕歌剧《白毛女》，就是延安文艺中极有代表性的经典剧作。该剧创作于1945年1月至4月，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贺敬之、丁毅、马可、张鲁等集体创作。该剧创作团队从生活中得到启示，从民间传说（主要是“白毛仙姑”）中得到营养，充分发挥“人民本位+集体创作”的综合优势，抓住“求变”这一革命时代主题，艺术地揭示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世道变化。该剧在时代需要、生活积累以及本土戏曲文化积淀的基础上，充分借鉴了外国歌剧的创作经验，成功地创作出延安文艺中第一部成熟的原创型新歌剧，体现了“古今中外化成现代”的“大现代”文化追求，从而进入涵容多样文化元素的“大现代文艺”境界，建构了影响深远的中国新歌剧的艺术范式。回顾延安时期的新歌剧运动，我们很难忘记最先使用歌剧形式宣传群众、宣传抗日的文艺团体，即西北战地服务团。该团先后创作、演出了《母亲》《回春之曲》《中国是怎样站起来的》等歌剧；我们也很难忘记一系列集体创作的文艺作品，如歌剧《海之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救亡室”第四期学员创作）、歌剧《军民进行曲》（陕北公学演出，王震之编剧，天蓝、安波、韩塞、王震之作词，冼星海作曲，张庚执导）、新秧歌剧《兄妹开荒》（王大化、李波、路由创作，鲁艺工作团、鲁艺秧歌队相继演出），以及歌剧《刘胡兰》、新秦腔《血泪仇》、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这些“红色经典”充分证明了文艺创作的“集体化”道路是走得通且可以有重大收获的。
《山海情》是集体创作的重要成果。这个集体堪称是“国家级”团队，承担着国家正式立项的创作任务，这个集体创作团队庞大且很有创新实力。该剧的整个创作历程莫不体现了集体合作、共同奋斗的创作精神。作为一项短期急需完成的主题创作任务能够如此圆满完成，简直是一个演艺界的奇迹。这就是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使然，体现了集体本位文化而能兼容个性文化的“文化磨合”优势。在《山海情》中，我们可以从头到尾看到精心制作的每一个镜头，比如片头书法“山海情”三个隶书大字，稳健而又开张，厚重而又丰润，笔意隽永，与此剧的审美追求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契合；片尾则有一幅画，是精心绘制的体现闽宁镇建设的历史长卷，显示了这里翻天覆地的脱贫进程。这种片头、片尾的呼应，以及配以动人心弦的“花儿”乐曲，细节之中见精神，显然就有美术师和配乐师的重要贡献，也提示着《山海情》“副文本”的艺术价值及其相关研究的学术价值。正是由于有集体的通力合作，观众才能领略到该剧的道具之真、颜色之真、化妆之真、习俗之真，以及言行举止之真、喜怒哀乐之真等。还有那些给人印象深刻的“群众场面”，如村民齐聚送别凌教授（仿佛当年送红军）、整村搬迁前夕的“百家宴”（仿佛当年战役大捷畅饮庆功酒）等，都有众多群众演员的倾情参与，由此显示出动人的场景和集体的力量，取得了理想的艺术效果。
在新时代弘扬延安文艺精神，抑或在继承延安文艺精神的基础上通过创新来弘扬新时代精神，是我国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使命，也是《山海情》的思想精髓之所在。新时期以来的改革与开放，新时代视阈中的奋斗与创业，大现代文化视阈中的现代化进程，中国故事中的“不纳粮”和“普遍脱贫”，逐渐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再次崛起，实现了共和国多年梦寐以求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理想，这无疑是又一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革命”，对此给予倾心礼赞显然是很有必要的。通过电视剧的感人叙事或镜像中的新事物新人物来表达这份礼赞，则是一种重要的方式或途径。
如前所述，《山海情》在精神价值层面、创作实践层面继承和弘扬了延安文艺精神，这种艺术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创新。而该剧所展呈的新时代、新题材、新人物、新手法、新形态等，也标志着《山海情》的创新已经抵达艺术自觉之境。倘若按照国家广电总局提出的“新时代电视剧创作生产要把握时代脉搏，构筑精神家园；要坚持扎根生活，讲好百姓故事；要遵循创作规律，提高作品质量；要坚定文化自信，加强中国表达”的创作要求来对《山海情》进行结项验收，该剧在创作背景、主题立意、艺术表达、制作品质、现实意义等方面显然都拿到了高分，不仅与新时代的脉搏息息相关，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新时代精神，还符合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赢得了几乎众口一词的赞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文艺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吸引、引导、启迪人们必须有好的作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也必须有好的作品。所以，我们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与当年志在开天辟地建构人民伟业的延安精神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无疑是一脉相承的。习近平总书记还说：“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由此可见，《山海情》在思想上、艺术上的成功，以及收获的“双效益”恰能证明其品质的优秀，同时也在“红色文化”承传与创新的意义上，生动细致地彰显了延安文艺精神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山海情》是一部以中国西部人民“脱贫”为主题的电视剧，播出后引发热议显示了其内含的“召唤结构”，可以激发观众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事实上，该剧在许多方面给观众带来了有益的启示。从更大意义上讲，脱贫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奋斗命题，也是全人类常常要面对的宏大主题甚至是旷世难题。因此，《山海情》引发的持续关注和思考必将波及很多方面，触及很多现实的乃至未来的重要话题。笔者在此结合自己的观感提示以下几点，借此表达一些思考和建议。
一是要看到《山海情》在当代中国影视艺术史上的重要价值。我们既要关注该剧与现实生活乃至政治经济方面的关联，也要重视该剧在文艺发展历史上的承传与创新作用，要看重其内在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可以说，该剧不是偶然收获“成功”，而是渊源有自的应运而生和勇攀文艺高峰的艺术硕果。该剧对“初心”和“民心”的彰显，恰是延安文艺精神中“人民性”的具体体现。劳动叙事、创业范式、集体创作、艰苦奋斗及南泥湾精神等也都内蕴其中。该剧以现代影视样式展示了新时代视阈中人民群众艰难创业、奋斗不已的现代化进程，少有概念化痕迹，总体上已达到了崇高美的艺术境界。山海情深，是对闽宁两地合作创造佳绩的礼赞，也昭示了山路弯弯的奋斗历程和沧海桑田的社会变化，彰显了剧中干群的奋斗精神和坚韧意志，对中国农村、农民命运于近期发生的最具革命性的嬗变给予了生动的诠释。事实上，贴近政治的内容虽然重要却非常容易概念化，很多影视作品都处理不好，但《山海情》却是个真实化、生活化、艺术化的成功范例，在内容与形式上达到了高度统一，在承传“人民文艺”精神的基础上，将“人民影视”活化为当代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形态，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是要看到《山海情》是“复合型”的艺术文本。该剧在艺术形式上创造了电视连续剧的一种复合形态，呈现出相当完美的“故事片+纪录片”的艺术结构。其主体是绵长的脱贫故事，但也有若干实录报告的版块设计，其中还有一些实录镜头，真实地揭示了大西北存在的种种现实问题，那些迹近原始的镜头无意间带有了人类学、社会学的价值。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山海情》可被视为一部“纪实性电视连续剧”或“故事型电视纪录片”。该剧的“复合”特征还体现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该剧主要呈现现实主义创作的特点，却也有较为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有直面现实的艰难困苦，却也内蕴激情深情；有国情民情、悲欢离合，却也有儿女幽情、创业豪情。在剧中，得福不畏各种困难而为心中的理想奋斗，涌泉村村头上大书着“水最甜的地方”，老支书“有希望就有奔头”的抒怀，水花经常流露的似乎是“笑傲苦难”的微笑，得福与水花的情感升华及超越，得宝与麦苗的青梅竹马和跨越地域的心恋，当年年轻人逃离山村与当下“衣锦还乡”，凡此种种，都带有与“现实主义”焊接在一起的“浪漫主义”色彩。正是由于有了二者的交融，才能使“主旋律”影视剧更靠近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才能将“不可能”变为可能——通过干群合力、跨地合作、年轻人发力终于改变村民困守山村的状况，从而迈开腿、开上车迎接未来，由此才能创造出征战贫困、情满山海的正剧，并更好地发挥优秀文艺作品培根铸魂的重要作用。鲁迅曾说“创作总根于爱”，有为有情有义的文艺创作无不蕴含着深切的爱，该剧也正是“心源热爱，艺涵山海”的艺术结晶。可以说，《山海情》就是一曲感人肺腑的西部连绵的“花儿”，也是献给中国西部人民征服贫穷、创造幸福的叙事长诗。正所谓：山村赤贫仍天真，碧海有情润身心。西出阳关故事多，编演闽宁创意深。
三是要看到《山海情》是一部“寻根文艺”的标志性作品。在文学领域，研究“寻根文学”是一个热点。其实在影视剧中，也应该加强对“寻根文艺”的研究。《山海情》围绕“根”有激烈的“戏剧冲突”，在这种戏剧冲突中，最终表达了敬老根、培新根、坚决拔穷根的思想取向，体现着现实主义的历史深度，同时用充满理想激情的家国情怀感染剧中村民及局外观众。剧情显示：为了移民成功必须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但要将“通变”的大道理变成村民的共识确实非常困难。然而通过艰苦的磨合过程，恰使涌泉村人创构了“双根”说，改变了村民只认祖宗先人的“单根”观念。这个认识变化很关键，奠定了同意迁村移民的思想和情感基础。先人是根，后人也是根；老村有根，新村亦有根；李家有根，马家也有根，李家马家合力更可以创造新村新生活。而勿忘老根，培育新根，生活才能富有根源和多源的活力，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焕发出新的生机。这也可以视为《山海情》带来的一个有关“根文化”的有益启示。
四是要关注《山海情》对“水”的重视和刻画。笔者以为由此带来的启示是很大的，因为“水”之于大西北人民确实太关键、太重要了。在中国西北的大部分地区，整体来看“水比人还重要”。因为有了水，就有了宜居环境，就会有人不请自来。西北人要真诚地感谢《山海情》创作团队，他们用真实的情节和画面，将中国大西北缺水、缺好水的严酷现实以及急切需要千方百计治水的民众愿望揭示了出来，这是改变“闽宁镇”和大西北人民命运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涌泉村很多农民名字中带有“水”或相关的字眼，张树成书记和马得福为了建三级扬水站而操劳不息，村民为了水流不到田里而群情激愤，这种情形与电影《南泥湾》中的“缺水”叙事惊人相似，相信《山海情》中的“水描写”肯定会给观众带来深刻的启示。
五是要肯定《山海情》对互助与合作理念的弘扬。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中，人们都“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为此也要建构“命运共同体”。这就需要寻求必要的互助与合作。《山海情》的英文名是“MINNING TOWN”，取闽、宁二字拼音，其实就是通过艺术符号为一种现代社会的互助合作“树碑立传”。这显然超越了对某些现实对策或政策的称颂，从而艺术地揭示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无论身处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命运都会联系在一起。自然，在合作过程中，也要深深懂得珍惜和感恩。《山海情》的一个别出心裁的地方在于，为了展现“时世变易”的必然性，不仅以弘扬“闽宁”互助精神为主干，而且更让这种当代区域互助精神与涌泉村悠久的仁义传统联通起来，即如“涌泉村”的命名，内蕴着恒久的“涌泉相报”的感恩观念。当马得福从父亲那里知道村中李家祖先曾仁义地接纳马家先人时，心领神会的他居然从“村史”中总结出一条扶贫工作新理念：正像当年李姓人让马姓人有了根（家园）一样，今天的马姓人应该心怀感恩、带领李姓人整体搬迁，为的是寻找新的根，建立新的幸福家园。
六是要辩证看待《山海情》及其引发的相关问题。鉴于《山海情》已经成为“现象级”的剧作，称颂之词甚多，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也要清醒意识到毕竟“艺无止境”，严格说来，该剧在艺术形式上还不能说十分完美。比如该剧方言版的一些方言发音明显不地道且生硬，一些化妆还未能“武装到牙齿”（牙白刺目而与人物角色不符），尤其是对西北人文历史的某种程度的隔膜而弱化了对地域多民族文化特色的彰显，仅仅有“花儿”等少数点缀显然是很不够的；整个电视剧最后两集的节奏太快，有的情节收束不够自然。脱贫即如创业，返贫犹如失业，要想守住繁盛的家业事业确实很难，为此有不少观众期待《山海情》拍摄续集。笔者倒是强烈希望《山海情》有多国多族多语种的优秀的翻译版，使其能够在全国各民族地区、世界众多国家传播。因为该剧表现的扶贫事业、和平发展、社会变迁、基于命运与共的互助共享等，确实具有非常普遍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简介：李继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西安，710119。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陕甘宁文艺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6ZDA187）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李彦姝